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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稿时间:2020-05-31 05:34:10

                                                        5月19日官方通报:病例3,男,1952年出生,系舒兰返吉人员。住址为吉林市高新区。通过社区主动筛查核酸检测阳性,5月18日经专家组会诊,诊断为确诊病例。病例4作为其密切接触者同日被确诊。

                                                        对此,刘希娅代表建议建立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信息资料库并实现全国联网、公开。她认为,可以考虑建立近年来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资料的专项信息库,并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跨省市、跨区域联网和实时更新,实现跨区域查询犯罪记录,解决犯罪嫌疑人异地流窜等问题。由有关部门在信息库中完善性犯罪者的姓名、照片和犯罪事实等内容,向各类幼儿园、中小学、补习机构和培训机构等与未成年人有密切接触的单位或部门开放,供这些单位知晓、查询。

                                                        《中央日报》解释道,一般来说,被告人要求查阅、复印调查记录,主要是为了和检方对质,需要经过检察院和法院的同意。不过,关于朴槿惠的案子,韩国最高法院已经针对其所涉及的大部分嫌疑作出有罪判决。

                                                        2018年12月22日,支持者集会声援朴槿惠,星条旗铺一地。(韩国《每日新闻》)近年来,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时有发生。为此,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建议,要建立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预防和发现机制,防患于未然。她建议,建立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信息资料库并实现全国联网、公开,与未成年人相关的工作岗位不得录用有性侵犯罪记录者,加强未成年人预防性侵教育,普及防性侵的相关法律知识。

                                                        在走访调研中,刘希娅代表发现,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不少是被害人在学校或补习机构的老师等熟人。2019年3月,“女童保护”座谈会发布的《2018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受性侵儿童超过750人。在作案者与受害儿童的关系方面,熟人作案210起,占比66.25%;其中师生关系有71例。比如,某地一名小学校长曾因强奸罪被判有期徒刑7年,出狱后竟然又成为一所国际学校老师,再次利用职务之便猥亵学生。预防未成年人性侵的发生,关键还是要重点关注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人群。

                                                        澎湃新闻查询发现,5月10日当地通报的确诊病例2系一名女性,1971年出生,系5月8日吉林市通报的舒兰市确诊病例三姐,住址为舒兰市和谐家园。

                                                        截至5月19日24时,舒兰聚集性疫情已导致46人感染,包括43例确诊病例,3例无症状感染者。

                                                        “要完善机制,与未成年人相关的工作岗位,一律不得录用有性侵犯罪记录者。”刘希娅代表说,2018年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提出“建立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和入职查询制度”。上海、重庆、贵州等地已在探索试行。建议所有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单位或部门,如针对未成年人的各级各类课外培训机构、儿童医疗机构、游乐园等场所,在招聘员工时都必须进入“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查询,任何有性侵犯罪记录者一律不能录用。还要建立严格的追责制度,未按规定进行查询或查询有相关犯罪记录仍录用的单位,需承担相应责任。

                                                        朴槿惠出庭受审资料图(韩联社TV)

                                                        刘希娅代表认为,家庭、学校和社会对未成年人预防性侵的教育不够,未成年人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学校有顾虑,家长不重视,孩子很羞涩。学校害怕此类事件有损学校名声;一些家长可能觉得孩子还小,没有必要进行相关教育;而孩子对于性教育的问题难以启齿。孩子缺乏预防性侵害的知识、自我保护能力和遇上此类事件后的应对处理能力,加上家长监护不到位,导致案件发现难、取证难。案件发生后,被害人往往被诱骗、恐吓,不敢告诉父母,不敢报警,也没有足够的意识和能力获取、保留证据,致使证据灭失。